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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所见到的辽代调兵用的兵符，主要有鱼形和鹰形两种形制，传世均罕，尤以鹰形兵符为最。然而不管是哪种形制的兵符，其结构形式都大致相同，均分为上下两合，并且在两合结合处的中间有一文字，所见有“十”字和“同”字，上合为阳文，下合为阴文。通常其中一合兵符保存在皇帝手里，而另一合则保存在驻军将领手里。在发生战事需要调兵时，皇帝则派人手执一合兵符到军营，与带兵将领的那一合兵符，只要两合阴阳合璧，即可用来调兵遣将。本文图1、图2所示为典型的辽代鹰形兵符，出自辽北，为笔者所藏。今披露于世，与同好共同鉴赏。
图1所示为鹰形兵符上合，铭文为契丹小字。正面中间为阳文契丹小字“大辽”，乃国号。背面中间铸阳文“十”字，十字右侧为阴文契丹小字“上京”，乃辽国都城。十字左侧为阴文契丹小字“府军”，由右至左则可释读为“上京府军”，乃驻京部队。十字下方为阴文契丹小字“右”。
图2所示为鹰形兵符下合，正面中间为阴文“十”字。十字右侧为阴文契丹小字“上京”，十字左侧为阴文契丹小字“府军”，由右至左则释读为“上京府军”。十字下方为阴文契丹小字“左”。背面中间为阳文契丹小字“大辽”。
从以上所释读的鹰形兵符上契丹小字的内容来看，上下两合铭文基本相同，都分别铸有“大辽”和“上京府军”等字样，唯有右左之分。那么此鹰形兵符当为辽代那位皇帝所铸？这也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。笔者认为，若从探讨国号“大辽”和都城“上京”的来龙去脉入手，或许从中能够找到所要的答案。
据南宋叶隆礼著《契丹国志》记载：“丙子神册元年。梁均王贞明二年。是年，阿保机始自称皇帝，国人谓之‘天皇王’，以妻述律氏为皇后，置百官，建元曰神册，国号契丹。”
又据《辽史》记载，太祖神册三年（918年），始筑京城，初名皇都。天显元年（926年），又加扩建。是年七月，太祖在灭渤海还军途中病死于扶余城（今吉林农安）。次年，太宗耶律德光即位，未改元，仍沿用天显年号。天显十三年（938年），改元会同。会同元年（938年），诏令改国号为辽，改皇都为上京，设临潢府（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南）。
由上述记载可知，辽太祖在位时，京城称皇都，国号为契丹，所以该鹰形兵符不可能为辽太祖所铸造。而辽太宗在会同元年（938年），同时将国号契丹改为“大辽”，将京城皇都改为“上京”，而该鹰形兵符契丹小字铭文里又同时出现“大辽”和“上京”等字样，所以从这个时间节点上看，该鹰形兵符极有可能为辽太宗所铸。
至于契丹人为什么将兵符做成鱼形或鹰形，笔者认为这与契丹民族的生活习俗是密不可分的。众所周知，契丹是游牧民族，即便是建国、建都后，契丹皇帝一年四季也都要外出游猎，其四季行宫被称为“四时捺钵”，甚至一些军国大事也都要在“四时捺钵”商定。而其中下湖扑鱼，放鹰猎兽，则是契丹人最喜爱的活动之一。由此可知，契丹人将兵符做成鱼形或鹰形也就不难理解了。而鹰形兵符上鹰的原型，也不是一般普通的鹰，而是一种被称为“海东青”的珍稀猛禽。据史料记载，女真人在未立国前，每年都要向契丹皇帝朝贡这种鹰。
契国长老
2019年9月18日
